概述

  浙江本草学派为“浙派中医”十大分支流派之一，且历史悠久。浙江地区山清水秀、药材资源丰富，百药众多。又为文化之邦，人杰地灵，古有不为良相即为良医之习，所以历代浙江地区本草名人辈出，著述汗牛充栋，药事兴旺发达，领全国之先。本草学派源远流长，威就卓著，尤其两部本草“拾遗”著作，犹如两座丰碑，彰显出浙江本草学的辉煌。

嘉兴秀水医派的本草起源，亦与周边地区近乎同时发源。马家浜遗址距今约7000年，属长江下游、太湖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代表。马家浜文化上承余姚河姆渡文化，下启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，其中出土有大量的文物。在这些文物中发现有有益保健的干栏式结构建筑遗迹。其出土的芡实、菱角，亦说明了早期嘉兴人民即有药食同源的基础，同时菊、葎、蒿、凤尾蕨等药用植物，以及骨针等器具的发现，均为当时的医学行为提供了有力的依据。在此后的历史长河中，长江流域文化交融，秀水医派的本草稳定发展。浙江是较早开始人工种植药材的省份，秦汉时期，浙江的药材主要有白术、丹参、甘菊、黄精、吴萸、越桃、活人之草等。

白术

隋唐五代十国时期，浙江的中草药材十分丰富，产地较广，品种较多。隋代建国后开凿京杭大运河，又把原来的新城（今富阳县新登镇）、海盐也并入钱塘，此后绵延800多里的江南运河的南端——杭州、嘉兴与全国各地更紧密地连在一起，城市地位日见重要。自此浙北一带才开始真正发展起来，浙江丰富的中草药材资源得以更加走向商业化。

在这样日趋繁荣的经济及医药行业商业化基础之下，北宋时期，秀水医派医药学家名人辈出，例如有谢医、骆飞尘、闻人规、徐名世、周澄、严秋蟾、陈迁、郭敬仲、郭时义、蔡梅友、蔡渊斋、蔡竹友等。同时药市进一步繁荣，医药进一步分工，官办和剂局和民间药坊的增多。政府先后在杭州、宁波、温州、嘉兴和海盐澉浦5地设立了市舶司，隶属于两浙市舶司。这些市舶司主要与日本、高丽、真腊、占城、印度、大食、古逻、阔婆、勃泥、麻逸、三佛齐等国贸易，商品中香药及药材居大头。市舶司内机构完备，设有押香药纲使臣等专职从事药物贸易的官员，鼓励中外药材贸易。当时嘉兴拥有两大市舶司，对外的药材进出口量巨大，种类繁多，极大地促进了秀水医派本草的发展。

南宋迁都杭州，随着经济和政治中心的南移，南宋时期嘉兴的医药卫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。宋代药政较为进步，中药制剂的生产由国家专门设立的药局管理。药局分和剂局(制药工场)与惠民局(药店)。医药商业分工细致，经营品种丰富。商业竞争促进了制药技术的发展，产生了许多专利出售的高效药品。沟通全国药物交流的药市，其数量和规模都有很大的发展。海盐地区汇集各地道地药材，有黄箭子、百日子、芍药、木香、瑞香、萱草、栀子、木樨、佛手、银杏、白术、连翘、茴香、韭子、杏仁、龙脑、槐花、半夏、枳实、瞿麦、紫苏、荆芥、青蒿、赤小豆、良姜、牛膝等。元朝延续了宋代农业、商业等的繁荣，海外贸易从贸易口岸和贸易品种来看超过了宋朝。其中嘉兴海盐的澉浦港在封建商品经济空前繁荣、海洋科技文化巨大发展的宋元时期，也进入了它的鼎盛与辉煌，从事着中外医药交流。

龙脑

从明代起，嘉兴的本草学发展更为突出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。出现了蒋仪的《药镜》、贾所学的《药品化义》，至清代有黄凯钧的《药笼小品》、冯兆张的《杂症痘疹药性主治合参》和《痘疹药性五赋》、吴仪洛的《本草从新》、陆烜的《人参谱》、 陈其瑞的《本草撮要》等专著。贾所学的《药品化义》被名医李延昰称为“区别发明，诚一世之指南”。清代的尤乘认为此书“珍为异宝”，称其“远绍神农开物之业，近接蕲阳集成之统……诚生人之要旨，济世之真诠也”。《药品化义》特别有贡献的是把中药的功效，把“力”作为一个单项独立出来，是现代中药功效理论的源头。吴仪洛认为《本草备要》当时广泛流传，但有不少不足之处。从临床实际出发，“取其书重订之，因仍者半，增改者半”，新增了221种药物，在药物分类、药物功效、药物主治、药物的禁忌、药物的真伪、药物的修治等方面均有新的发展，使《本草从新》成为一部既适合流传学习，又能符合临床实用，同时体现清代本草学术研究实际水平的本草专著。

《本草备要》

地域特色

  一、人工地貌明显，水乡特色浓郁

  嘉兴市位于长江三角洲杭嘉湖平原腹心地带，市境地势低平，有山丘200余个，零散分布在钱塘江杭州湾北岸一线，海拔大多在200米以下，市境最高点是位于海盐与海宁交界处的高阳山。市境为太湖边的浅碟形洼地，地势大致呈东南向西北倾斜，由于数千年来人类的垦殖开发，平原被纵横交错的塘浦河渠所分割，田、地、水交错分布，形成“六田一水三分地”，旱地栽桑、水田种粮、湖荡养鱼的立体地形结构，人工地貌明显，水乡特色浓郁。嘉兴市地处北亚热带南缘，属东亚季风区，冬夏季风交替，四季分明，气温适中，雨水丰沛，日照充足，具有春湿、夏热、秋燥、冬冷的特点。

  二、自然条件优越，药产丰富

  在优越的自然条件下，嘉兴自古以来药产丰富，部分药物产量颇丰，例如瓜蒌：喜温暖、潮湿的环境，耐寒能力强，是一种深根性植物，根可深入地下100—150厘米，栽培瓜蒌时宜选择土层深厚、肥沃的沙质壤土，房前屋后空地均可栽种，秋季果实成熟时，连果梗剪下，置通风阴处。其适应于嘉兴地理气候环境，它的果实、果皮和种子为传统的中药“天花粉、瓜蒌、瓜蒌皮和瓜蒌子”。枸杞：常生于山坡、荒地、丘陵地、盐碱地、路旁及村边宅旁。生于山坡、田野向阳干燥处，易栽培，喜光照。对土壤要求不严，耐盐碱、耐肥、耐旱、怕水渍。以肥沃、排水良好的中性或微酸性轻壤土栽培为宜。主产地山西、河南、浙江、江苏。果实中药称枸杞子，药用功能与宁夏枸杞同；根皮中药称地骨皮。

瓜蒌

  三、草药品种繁多，产量丰厚

  正德《嘉善县志》记载，嘉善县内有80多种中药材。明永乐年间(1403-1424),海盐县有枸杞、瓜蒌、薄荷、野菊花、地骨皮等。万历《崇德县志·物产·药之属》卷2记载，桐乡县共有药物109种：薄荷、土牛膝、石菖蒲、荆芥、泽兰、艾叶、芎䓖、土木香、茵陈、青蒿、红花、夏枯草、旋复花、何首乌、土大黄、栝楼、车前子、柴苏、苍耳子、覆盆子、射干、益母草、麦门冬、青葙子、天花粉、白扁豆、香附子、野葛、豨莶、枸杞子、吴茱萸、槐花、橘核、辛夷、牡蛎、石榴皮、忍冬藤、松脂、百合、风藤、原蚕蛾、乌梢蛇、蝉蜕、蛇蜕、蚕蜕、蜂子、蜂房、蜜、蜡、僵蚕、二蚕沙、蟾酥、桑螵蛸、龟甲、鳖甲、蜈蚣、三七、白颈蚯蚓、水荭、半枝莲、千里光、虻虫、地肤子等。光绪《嘉善县志》记载，可供入药者达100多种。民国时期，海盐县有58种中药材，其中瓜蒌、青皮、泽泻年产量均在1吨以上，以六里、激浦、西塘等地出产居多。光绪《石门县志》又补充7种：天南星、女贞子、龙常草、款冬花、百部根、金钱草、凤仙子。上述两志所载药物共116种。民国时期，玄参主要种于石门、安兴、翔厚一带。牛蒡子以石门、乌镇、民合、新生一带最多。抗战后，最高年产量800担。

夏枯草

  四、民间秘验单方广为流传

  在嘉兴的民间，因有丰富的药材资源，其简易的偏方验方在百姓之间流传颇广，亦深得群众基础，地方本草特色明显。尤其因古代物流不发达，嘉兴本地的本草资源更是为当地医家治病的首选，同时也在长期的实践中，积累出了丰富的经验。如半枝莲功效有清热解毒、利尿消肿。其临床应用于热毒疮疡、毒蛇咬伤以及肺痈等症。半枝莲外用痈肿疮疡，有解毒、消肿作用；内服能利尿、祛瘀止血。夏枯草的功用是清肝明目，还有利尿降压的作用。民间又用它来泡茶，作清凉解暑之用。狗尾巴草有清热、祛湿、消肿功效，用治痈肿、疮癣、赤眼、痈癣。面上生癣，拿狗尾巴草的茎捣烂搓脸有疗效。还可解热、明目。如海宁市丁桥镇传承人蒋氏用观世音草（车前草、籽）来退热、解毒，用于口腔溃烂、嘴角生疮等症。杨梅浸烧酒对防治细菌痢疾有较好的作用。

半枝莲

学术特点

  一、采纳融合外邦药

  自宋以来，嘉兴市舶司始终活跃于对外贸易的舞台，海盐澉浦港也是历史最悠久的港口之一，国内药物的汇聚出口、国外药材的进口及本地药材的流动，使得秀水医派对于的外邦药引进和使用，往往走在全国的前列。吴仪洛的《本草从新》记载了治小儿潮热五疳等证的胡黄连，其功能为清热杀虫、凉肝明目、镇心除烦。治小儿惊痛的芦荟，出波斯国。补肺降火的西洋参，出大西洋佛兰西。还有出南番的血竭、龙脑香，出西番的阿魏，出诸番的乳香、苏合香、没药等。

吴仪洛著《本草从新》

  二、不唯先贤辨纠误

  张希白的《药性蒙求》在传承经典的同时，结合临证经验，调整了部分药物的歌诀，如“羌活辛温”，即与《药性歌括四百味》及《订补明医指掌》中的“羌活微温”不同，《药性蒙求》突出了羌活辛的性味，这明显更利于读者理解羌活解表的特点。咸入肾，温补阳，苁蓉同时具有咸甘温的药性。《药性蒙求》指出“苁蓉咸温”，这与《药性歌括四百味》及《订补明医指掌》指出“苁蓉味甘”亦有不同。

吴仪洛的《本草从新》亦非常重视对药物的细注。吴仪洛以前的医家对药物主治析言较少，统言较多，如治烧之药，有治湿痰者，有治燥痰者，有治热炎者，然诸书第以除痰概之。头痛之药，有治内伤头痛者，有治外感头痛者，诸书唯言治头痛而已。吴氏根据自己的用药经验，详细分析，逐条细注。他指出：“半夏除湿化痰，为治痰湿之主药；贝母可润燥化痰；白附子祛风，为治风痰之药；防风为祛风胜湿要药；三七为金疮杖疮之要药；丹参功兼四物，为妇科要药；款冬花为治咳药；柴胡为足少阳经表药。”等等。

白附子

  三、力求齐全补缺漏

  吴瑞在编著《日用本草》过程中，“上考神农疗疾《本草》，及历代名贤所著，与夫《道藏》之方书”。力求收载范围之广泛详尽，在具体内容上又增加了自己的医疗经验和心得，其共收载日用食物540种，分为8类，依次为诸水类13种、五谷类32种、五畜类152种、诸禽类64种、虫鱼类66种、五果类98种、五菜类81种、五味类34种。在此书中，据李时珍记载，其首次将“甘露子”载入食用。“甘露子”别名“地蚕”，是一种多年生草本，其茎叶可入药，其茎块可食用，形状珍奇，脆嫩无纤维，最宜作酱菜或泡菜食用。一般的植物学著作记载，多是认为从明朝才开始使用栽培此植物，其实，在元朝的吴瑞时期已经有食用的记载。

张希白的《药性蒙求》由上部的药物和下部的食物两部分组成。龚廷贤《药性歌括四百味》实载药393味，《订补明医指掌》实载药239味。《药性蒙求》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增减，共载药439味，补充了如高丽参、鸡冠花、天仙藤、大麻仁、御米壳、鳔胶、人中黄等50余种常用药物，并为之编撰歌诀，添加注释。歌诀延续了“云林歌括”的体例，简洁明了，朗朗上口。如“淡菜咸温，补阴养血，带下虚劳，消瘿可啜”，“荸荠甘滑，攻积消坚，胸中实热，疸症亦全”。

甘露子

  吴仪洛在本草学研究方面，主要是对《本草备要》中的纰漏进行了重新修订，保留其中半数的内容，并进行增改。他订正药物均以实用为宗旨，所谓“医贵通变，药在合宜”，增减药物以临床为依据，对有名无用之药，俱予删除。吴仪洛认为，当时本草书中，《本草纲目》 为集大成者，“其征据该洽，良足补《尔雅》、《诗疏》之缺，而以备医学之用，则病其稍繁”。而缪氏的《本草经疏》“不特着药性功能，且兼言其过劣，其另外一本《本草备要》卷帙不繁，采辑甚广，为近今脍炙之书也。独惜作者汪昂本非歧黄家，不临证而信前人，杂采诸说，无所折中，未免有承误之失”。吴氏认为，上述本草著作均有长处，但也各有缺陷和不足。为此他复考《本草纲目》，并结合缪氏《本草经疏》，在《本草备要》的基础上，重订而成《本草从新》，将当时用治甚多，而从前本章书上均未收载之药物，都收载入册。如冬虫夏草、燕窝之类，当时民间己用，但本草著作中从未见记载。吴氏将其载入于册，进行了详细的论述。上述药物通过吴氏之书传播，其应用面更广更深，已成为现今医者常用之药。

  四、善以辨证分药理

  明末本草学家贾所学在中药药理方面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概念——“药母”。药母说是中药理论规范化的一种尝试，取法于“书有字母，诗有等韵，乐有音律”。他认为“药母”是“辨药指南，药品化生之义”，订为规范，可防止“议药者皆悬断遥拟”的弊端。他的《药品化义》13卷，将“药母”具体内容分为体、色、气、味、形、性、能、力八法，各法又分为7项，并把它们与人之胜象、药之法象沟通联络。全书分气、血、肝、心、脾、肺、肾、痰、火、燥、风、湿、寒十三类，共论药162品名，各药隶属于所属门类之下，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中药理论体系。明朝李延罡得《药品化义》，称赞此书为区别发明，诚一世指南，并作了补订。

贾所学著《药品化义》

  张氏在《明医指掌·药性歌》基础上，对药物的品种、药性诀的表述以及药味的特性进行了充实和修改之后将其编为上部。为便于查阅，张氏将收录的四百三十九种药物按草、木、果、菜、谷、金石、土、水、禽、兽、虫、鱼鳞介、人划分为十三大部，再按各自特点将各部下药物细分为若干小类，如草部由山草、芳草、湿草、毒草、蔓草、水草、苔石草、补遗组成；木部由香木、乔木、灌木、寓木等组成。下部收录江南常用食材百余种，未明确归类。上部药物张氏先以大字列四言诗四句，概述其性味功效要点。后再以小字对其归经、用法、配伍、禁忌、产地、辨伪及同类药物性能比较等内容进行补充注释。下部食物张氏记载较为简略，皆择要注明药用价值及食用宜忌。

吴仪洛在本草学研究方面推崇张元素的用药法象，他把药物的气味厚薄、阴阳寒热与脏腑理论结合起来，如言柴胡：“宣，发表和里，退热升阳，解郁调经。苦微寒，味薄，气升为阳。主阳气下陷，能引清气上行，而平少阳、厥阴之邪热。”羌活：“宣理游风，发表胜湿。辛苦性温，气雄而散，味薄上升。入足太阳，以理游风，兼入足少阴、厥阴气分。泻肝气，搜肝风，治风湿相搏，本经头痛，督脉为病，脊强而联，刚痉、柔空，中风不语，头旋目赤。散肌表八风之邪。利周身百节之痛，为却乱反正之主药。若血虚头痛，遍身痛者，此属内证。，二活并禁用。”同时，吴仪洛根据自己的临床实践，提出以形、色、性、味来区分用药。如薄荷：“苏州所莳者，茎小而气芳，最佳；江西者稍粗，次之；四川者更粗，又次之；野生者，茎叶气味都相似，入药以苏产者为胜。”他不仅强调药物的四气五味、升降浮沉与临床药效之间的密切关系，而且重视药物归经。如归经说和引经报使说源于张元素，吴仪洛受其影响，在阐述药理时间有发挥。如言桔梗，“宣通气血，泻火散寒，载药上浮。苦辛平，色白属金。入肺泻热，兼入手少阴心、足阳明胃经。开提气血，表散寒邪，清利头目咽喉，开胸膈滞气。凡痰壅喘促，鼻塞目赤，喉痹咽痛”，均可用之。谓升麻曰:“轻宣、升阳、解毒。甘辛微苦。足阳明、太阴引经药，亦入手阳明、太阴。表散风邪，升散火郁。能升阳气于至阴之下，引甘温之药上行，以补卫气之散，而实其表。”

吴仪洛认为，应用药物必先明了医理与药性，尔后才能辨疾病和正确用药。吴氏论药议方注重以中医基础理论闻阐述药物的性能功效，尤其重视药物的主治及症状的分析，指明药物治病的机理，使药物使用更切合临床。如他在论述当归苦温、助心散寒的性味功效时，即谓“诸血属心，凡通脉者必先补心，当归苦温助心也”。在谈到当归“入心肝脾”时，又注明：“心主血，肝藏血，脾统血。”又如在论述当归能治咳逆上气、痿痹时，他用小宇注出: “血和则气降……筋骨缓纵，足不任地曰痿，风寒湿客于肌肉血脉曰痹。”不仅解释了当归治咳逆上气的机理是血和气降，而且指出痿痹的病机是筋骨缓纵，外邪客于肌肉血脉。这样清晰的注解简易明了，使初学本草者阅之即明。正如吴氏自己所说：“注本草者，当先注明其所以主治之由，与所以当用之理，使读之者有义味可咀嚼也。兹集药性病性，互相阐发，庶便资用。”

五、药食同源为养生

张希白的《药性蒙求》下册介绍了许多如鸡鸭鱼肉、嘉香肉、熏兰、糟鱼等江南一带常见食材的药食宜忌。如糯米，《本草纲目》云：“黏滞难化。小儿、病人最宜忌之。”《本经逢原》指出：“若作糕饼，性难运化，病人莫食。”《药性蒙求》则直接点明了由糯米制成的江南主食粽子“性粘难化，病人勿食”。又如泥鳅与黄鳝同为江南盛产的滋补佳品，食用区别如何，《药性蒙求》给予了明确的指导“泥鳅，暖中，益气血，通经络。鳗鳝之良有益于人，毒者害人，鳅则有良无害，凡大痈血不成脓，痘不成浆，食之佳”。其它诸如“食蛙令人尿闭，若妊娠食之，令子短寿”，“藕能入血，而澄粉甘平可口，益胃安神” ，“菱，甘寒，安中消暑，止渴解酒”等，均为张氏有感而发，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，对江南一带老百姓来说具有很高的饮食调理参考价值。

吴瑞的《日用本草》共收载日用食物540种，分为8类，依次为诸水类13种、五谷类32种、五畜类152种、诸禽类64种、虫鱼类66种、五果类98种、五菜类81种、五味类34种。书后附有“察脏腑气候宜忌服食诀”。包括“四时调神所宜”、“四季末一十八日皆主脾旺” 、“五味所走所疾” 、“黄帝问伯高谷之所主” 、“五味五色相宜所合” 、“饮食所宜所忌” 、“五行相生相克”、“五脏六腑表里应侯”等篇。其中的“察脏腑气候宜忌服食诀”，属于食疗总论性质。所列各食品条下均叙述其形态、产地、采收、制作及食用方法、性味、功效、主治等。吴瑞在编著《日用本草》过程中，“上考神农疗疾《本草》，及历代名贤所著，与夫《道藏》之方书”。力求收载范围之广泛详尽，在具体内容上又增加了自己的医疗经验和心得，与之前的食疗本草类著作中，本书最早将水类分离出来单列为一类，吴瑞能认识到“天一生水善利万物，人非水不能活，况疗病乎？辄取水之一条冠于卷首”。已充分认识到水在饮食养生中的重要性，非常难能可贵。

  六、药物配伍审宜忌

  王孟英在《随息居饮食谱》在各类食物的论述过程中，强调饮食有节。如酒“多饮必病，故子弟幼时，总不令饮酒，到大来不戒而自不饮矣”；黑大豆“性滞壅气，小儿不宜多食”等。

王孟英著《随息居饮食谱》

《本草从新》另一特点，是在每味药物的功效之后，均列有配伍相宜者，配伍相忌者，包括药与症之相宜相忌，用药与其它食物的相忌不宜。药物的修治炮制，一并介绍。明教以示后学。如对白头翁载述：“谓可泻热凉血。苦坚肾、寒凉血、入阴明血分，胃、大肠、治热毒下痢… … ”血分无热者忌。以此告戒后世，无击堂堂正正之师，勿犯虚虚实实之戒。且不可戕伐过度。而理应趋利避弊，一矢中的。

七、道地药材必较真

  吴仪洛在《本草从新》中非常重视药物真伪的辨析。吴氏针对当时药肆中盛行以假乱真，而数百年来无人起而指摘的现象，大胆提出此断不可行，并利用自己丰富的辨药经验，对易作假、易混乱的药进行详尽剖析鉴别，去伪存真，去劣留优。他主要从四个方面鉴别药物。一为产地：一些分布较广的药物可由自然条件不同，而药之质量也各异。如“人参，宁古台出者红光结实，船厂出者空松稍差……而大戟，杭产紫者为上，北产白者伤人……黄连出宣州者粗肥，出四川者瘦小，连珠者良，新出连毛少刺少，色为黄，服之损人”。即使同种药物，因产地不同，药性各异，亦不可混合。二为形态：每一种药都有其特有的形态特点，通过形态鉴别，可以分真伪。如“党参根有狮子盘头者真；白术产于潜者最佳，有鹤颈甚长，内有朱砂点，术上有须者尤佳”。三为品种：“如郁金出川，广体镜圆如蝉肚，苦中带甘者乃真，而市中以姜黄、蓬莪术伪之者。柴胡之药，入山收购，往往将白头翁、丹参、小前胡、远志苗等杂在内，谓之统柴胡，其实真柴胡无几，须拣去另种，用净柴胡为要。”四为炮制：如“熟地黃需九蒸九晒，性才由凉转温，而今市中唯以一煮而售，害有不可胜言者也……菟丝子应煮另吐丝，捣成饼，烘干再研为细末，今市中菟丝子饼俱将麦曲打入，气味全乖，断不可用”。

来源：健康嘉兴平台

供稿：委中医管理处、市中医医院